中國社會信用制度,國家全面監控的新時代來臨?


鄭裕文

最近,中國發改委、民航局和鐵路總公司聯合發出公告,5月1日開始,將“適當限制犯有嚴重違法失信”的中國公民,乘坐飛機、火車。從2014年開始,中國一直在籌備建立全國“社會信用系統”,民眾的日常行為都成為評分標準,圍堵政府企業鬧訪,扣分;網上言論詆毀他人,扣分;造假賣假,扣分;這些分數將決定你能不能出城旅遊,能不能升職,能不能買車買樓,甚至你的孩子可以讀什麼樣的學校。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是如當局所稱,創建“誠信文化”,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還是國家全面監控、侵犯人權的又一工具?

參加節目的嘉賓是:中國獨立時評人朱欣欣;世界經濟研究所前高級研究員馬海兵。

朱欣欣:國省市信用網出台, “黨”字高高在上

中國獨立時評人朱欣欣說,2013年國務院出台了建議,要製定公民社會信用代碼製度,推出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綱要。去年8月,我所在的河北省的省級和市級都推出了加強個人誠信建設實施的意見。除了信用中國網站,河北省有省級網站,石家莊市也有市級網站。總體架構是官方、政府、發改委和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小組一起,通過收集公民的銀行和社交媒體信息之後予以打分。現在還看不到對個人的打分,有對社會組織打分的標準。不過感覺其中有些不具有操作性。比方河北省有一條規定說,認真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有模糊的,比如不破壞社會穩定和諧,不發布虛假信息。如果百姓發布所見所聞,評分標準不明確的情況下,政府可能以造謠為理由進行打壓。

朱欣欣:政府權力無監督,評價公民難公平

朱欣欣說,對於這樣的系統,我個人是擔憂的。中國現有誠信系統建設違背信用評價所應有的獨立性和不受操控性;美國以信用中介作為主導,政府不直接控制,僅僅真實而客觀提供諮詢的功能,可以用來參照,而不具有強制性。否則,政府可以有選擇指定標準並加以操控。這些很關鍵。應該說,在中國的專制形態中建立這樣的體系很滑稽。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和控制,所以很難公平。回想歷史,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中共報紙給中國人民很多民主憲政承諾,但是到今天都沒有落實。我們還看到近年來的709律師事件,冤民上訪事件,都是政府和司法部門沒有公正解決問題,以及司法沒有獨立辦案作用的例子。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法治,人民權利得不到保障。

朱欣欣:信用制聽來合理,實為維穩加壓力

朱欣欣說,至於山東臨沂出台的十類違法行為更應該是社會維穩系統的條文,就是為了高壓維穩。我看到,有朋友要上訪,但是買票後不能上火車。我要指出的是,政府越是強力維穩,社會的壓力就越大,以後的爆發力也會越大。對於這個系統,我還感受不到其正面作用,看不到社會信用的向好改變。社會信用首先是精英階層應該帶頭守法講誠信。各方參與,廣泛民間組織和社會團體獨立自主發揮作用。否則,專制權力進行所謂頂層設計不可能讓社會誠信達到良好水平。幾十年來,學雷鋒和國家主義主導的烏托邦式的道德建設走向失敗就是例證。

馬海兵:信用制非政府控制社會之工具

世界經濟研究所前高級研究員馬海兵博士說,我們應該弄清楚社會信用系統的本質和目的。這個系統不能作為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而應該是人與人之間溝通而後形成穩定社會必須的社會機制。由於機制超出一定團體的管理能力,所以要出讓部分管理權給國家。信用其實是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的誠信關係,不涉及國家行為。這樣的系統如何評估個人信用,由誰來管理,用於什麼方面,都必須清晰規定呈現,而且還要受到社會的監控,並有修正能力。

馬海兵:誠信完善在社會,政府不該大包攬

馬海兵博士說,事實上,政府2014年出版的社會誠信系統規劃綱要中,也包括針對政府的誠信系統,還有針對司法公信的系統。現在則是針對個人。這裡存在國家與社會職能劃分的問題,這點中國從來沒有弄清楚,從來都由國家包攬一切。其實,社會本身應該有管理的作用,國家只是提供服務。而中國所處的現狀是整個劃分模糊不清。國家想當然負起所有責任。我們先不說西方標準,中國這個系統本身來看就有很多問題。比方說,誠信問題包括上訪嗎?誠信標準是什麼,怎麼運用?比方買機票根本不涉及到誠信。有錢就買,見款交貨,如此而已,與誠信沒有關係。我希望看到國家出台明確的評分標準,還有哪些機構收集資料和打分,哪些機構負責監察,個人是否可以提出申訴和提出證據予以修正,等等。這些都沒有。這麼做的出發點應該是好的,的確社會存在誠信問題,這是改革開放缺乏監督的弊端,應該通過樹立規則和經濟制度更加透明、更加公正來糾正,而不是通過限制個人行動和表達自由來作為手段獲得。

馬海兵:誠信不能靠強行,引導烘托鼓勵應為上

馬海兵博士說,應該說,提出建立這個信用體系的出發點值得肯定,畢竟信用的提升對社會良好運作有作用。但是,能否在國家的強行貫徹之下起到正面作用我表示懷疑。它既沒有第三方獨立監管,也沒有基層反饋,而是一切都有強權政府說了算。這很可能造成體係被濫用。個人認為,出發點好壞不能證明製度是否有正面意義。制度本身存在設計和執行方面的很多環節。我們需要更多的反思,也需要更多社會團體參與,並與政府公開討論問題。誠信文化的形成需要引導、烘托和鼓勵,而不是強行推進。不能買火車票的例子本身就證明系統的斷層和漏洞。政府管得太寬,也不可能出台修正性的措施來彌補。這種系統的目標和價值觀可能正面,但是未必要通過國家製度來實施,而應該把權利下放到社會團體,比方說金融系統。讓銀行和保險機構等發展自己的信用評級系統,加上第三方機構的評估和監管。政府可以參與保護評估過程中產生的個人信息。就是政府掌握信息,但是並不參與使用。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國家和社會職能的劃分問題。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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