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給世界帶來一個重大的選擇


平章 莫非

在中共19大開幕致辭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他說,這個新時代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中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對於世界意味著什麼?這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習近平在講話中表示,中國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而剛剛出版了新書《中華秩序》的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教授王飛凌卻認為,中國的全球治理觀依舊停留於歷史上的“天下觀”,而中國走向世界中心意味著要重塑以清朝為範本的中華世界秩序。美國之音記者和王飛凌教授本月在華盛頓有過一次對話。

記者平章:王教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您新出了一本書叫做《The China Order》,剛剛我們聊起來這本書的時候,我說這本書是不是應該翻譯成“中國秩序”,您說應該翻譯成“中華秩序”。在您看來,“中國”和“中華”這兩個詞的差別在哪裡呢?

王飛凌:因為中國古代,至少是從戰國以後,實際上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一個國家,秦朝統一了中國實際上是統一了世界,這對當時居住在這塊地方的人說,中國就是一個世界,世界統一了,天下大同,所以China order 嚴格意義上來講應該是中華世界秩序,或者秦漢世界秩序,而不是中國秩序,一個國家的秩序,這是一個世界的秩序。

什麼是“ 中華秩序” ?

“國”即“天下”——這樣一個貫穿中國歷史的思想又會催生出怎樣的中華秩序觀?王飛凌教授在他的新書中,試圖通過對中國歷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讀給出答案。

王飛凌:由於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脈絡,中國的世界秩序觀或者是天下觀或者說政治制度觀,其實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一個世界大同,要統一,要實現China Order,中華世界秩序。這個中華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秦漢政體之上,一個用儒學孔教包裝的法家理念,就是說,中央集權,從上而下,一個聲音,一個統治,一個制度,天下一樣,這麼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如果我們解讀清楚就會看到,中國2000多年這個想法一直根深蒂固,那麼未來中國怎麼走,這個新的中國夢,要復興中華文明,究竟復興的是什麼就會比較清楚了。

記者:您剛剛提到中華天下觀的問題,那麼在您看來,這樣的天下觀更多的是內部統治還是對外擴張呢?

王飛凌:這問得很好。天下觀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但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考量在實際中它的施行,其實就變得很簡單。天下觀其實無所謂國內國外,而是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所有的東西都在太陽底下,全天下應該統一起來。中國古代為什麼皇帝對於邊界並不是很重視,包括毛澤東對於邊界領土也不是很重視,該給就給了,算了,像中印戰爭,跟越南領土交易,這些東西他都沒有所謂。為什麼?因為他的內外之別並不那麼清楚,他認為全天下都應該是我的,都應該統一在一個旗號之下,一個皇帝之下。清朝可能是中華秩序的範本,清朝實行了兩種制度,在中華本土,它施行的是帝國製,就是從上而下非常嚴格的控制。在帝國本土之外,就像新疆、西藏、中亞這些地方,它實行的是一種委託制,就是只要你承認我是大皇帝就可以了,你自己自治就好了。它實行的是兩體制。這兩體制看來比一體制更穩固一些,但實際上你必須有一個中心,那個中心就是大皇帝。清朝的皇帝即是中國的皇帝,又是中亞、新疆那一帶的最高首長,又是西藏的最高首長,他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清朝的中華製度是相當的完備,是個範本。這麼完備的範本的清朝呢,其實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和科技的發展上,清朝其實非常糟糕。就是非常完備的中華製度,帶來了非常糟糕的發展記錄。

中國的崛起​​意味著要在全球重塑中華秩序嗎?

近年來,憑藉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開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活躍的角色。從亞投行的成立,到“一帶一路”的提出,再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國集團峰會上為全球治理開藥方。國際社會觀察到中國的崛起​​似乎也蘊含著為世界重新制定規則,甚至重塑國際秩序的野心。而在王飛凌教授看來,中國要為國際社會重塑的秩序正是中華秩序。

王飛凌:我看中國國內的這種聲音是越來越強,很多學者、分析家、政界領袖,包括習主席在內都有意無意地在談到這些東西,就是說我們要為世界重新寫一套規矩,要重新改進世界秩序,我們走向世界中心,我們要領導世界,等等等等。這些在我看來是比較清晰的信號,表示中國要重新建立中華秩序的想法還是很強烈的,推動力也是很強烈的。但是這個一旦付諸實施,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如果中國真得要用它越來越強大的國力去推動重建中華秩序,大家都會看到後果是什麼。

記者:後果是什麼呢?

王飛凌:後果就是要么全世界變成中國,像中華帝國那樣,秦朝統一了當時中國人認為的世界,今天中國人統一了真正的世界,這是一種可能性。要么就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日本這些國家,不甘心這樣,他們要對抗。對抗的結果,在今天的世界,有各種各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後果將是非常嚴重。

記者:按照您剛剛的解讀,中國在天下觀的指引之下,未必是要通過開疆拓土,通過邊界,來實行統治,更多地是希望通過建立秩序來實行統治。這也讓我想到二戰之後國際秩序是由美國建立的,很多人也會將美國維持二戰之後的世界領導地位解讀為是因為美國建立了這樣一套秩序。那麼中國建立世界秩序的意圖跟美國在二戰之後建立國際秩序,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王飛凌:問得很好。是的,在世界上想建立世界一個世界帝國的人非常多,在美國也不乏其人。也有很多人想為什麼我美國的製度就不能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製度呢?所以美國也有人希望全世界都像美國一樣。但根本區別在哪裡呢?根本區別在於如果我們把美國的觀念制度跟中國的中華秩序的觀念制度比較,你會發現在觀念上很不一樣。比如美國現在實行的是聯邦制,地方自治,沒有中央集權的直接控制。第二,美國政治權利來源是從下往上,而中國是從上往下,這也是不一樣的。第三,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主張競爭,主張多元化,主張不同,而中國主張一律化,一定要聽上面的,領導發話了,下面才可以做,領導不發話,下面不可以做。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美國雖然有很多人希望用它的規則它的製度感化全世界,但美國確實沒有像過去的中華王朝那樣直接去控制全世界,去統治他們。但是中國在清朝、元朝、隋唐漢,這些朝代,他們想的是,我要直接控制你,你要稱臣於我。中華秩序跟現代世界秩序最大的不同就在這裡,現代秩序裡有強權,有美國,有老大,但是各個國家在法理上是平等的。在中華秩序是不可以的,在中華秩序裡除了老大以外,其他的要完全小下去,要跪下來才可以,這是很大的不同。

記者:中國內部有這樣的聲音,就是說中國現在之所以有重新制定規則的野心,是因為,他們認為,現行的這套國際秩序、國際規則對中國是不公平的。他們認為如果要想從國際社會當中真正獲益,你就需要成為規則的製定者,對於這樣的邏輯您怎麼看?

王飛凌:這個邏輯很自然,很正常,這個邏輯在我看來是很西化的邏輯,就是中國受到西方教育這麼多年的影響,有一種很商業化的傾向,就是我參加製定規則,我可以成為老闆,我可以得大利,這些想法都沒有錯,但是和歷史事實不見得相符合。中國過去30年發展很快,經濟上發展是個奇蹟,國力增長很快,老百姓生活改善很多,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都非常驚人, 當然也有些代價有些問題,這恰恰說明中國有選擇地參與了現行國際秩序,獲利甚豐……這恰恰說明中國參與現行製度,現行規則,對中國是有好處的。當然如果我們要改變他,要按照我們的規則來,可能會得一些短期利益,但我的觀點是,如果我們不改變中華製度的基本框架,而用過去的框架改變現行製度,對中國是非常不利的。在中國過去2000多年中,為什麼中國長期停滯不前,而19世紀中後期之後,開放了,改革了,中國發展飛速。過去70年代、80年底以來,改革開放了,又發展飛速,這恰恰是因為中國接受了現行製度才發展飛速,而不接受這套制度,用自己的製度去改變,可能又停滯下來了。

國際社會應如何應對?

王飛凌教授指出,中國的崛起​​給世界帶來了一個重大的選擇——是接受中華秩序還是維持現行國際秩序?處在選擇的窗口期,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究竟該如何應對呢?

王飛凌:我覺得國際社會的回應可以多種多樣,其實中國人民本身也在做回應。中國現在畢竟和以前不一樣了,中國社會現在比較多元化,各種聲音也在發酵,雖然有時候也有打壓,但也在發酵。所以中國有些精英人士有些知識分子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就是如果一心推動中華秩序,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不比給世界帶來的災難小,會是很大的災難,非常有風險。所以中國國內也有人主張咱們不要搞這個,要改換我們的想法。比如我們可以做一個非常輝煌的宋朝,而不要做一個非常糟糕的清朝。這種觀念我覺得會在中國內部慢慢發酵,會影響中國的行為,會讓中國和平地改變未來的發展傾向。那麼作為美國,作為世界上現在的老大,怎麼應對這個?我覺得美國現在也在重新的思考當中,尤其是最近這幾年。究竟美國怎麼應付呢?它也有一個清單,並不一定是要正面對抗,發動戰爭,但是美國有很多選項,比如大家也在討論的,叫對等交流。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可以在美國暢通無阻,那為什麼不能讓美國之音、讓CNN在中國暢通無阻?這美國完全可以做到的。例如孔子學院在這邊開了很多,那美國為什麼不能在中國開設自己的學院,自己講授自己的課程?諸如此類。這些應對措施會帶來很大的效果。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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