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不该投资中国?


 

中国经济虽存在可能诱发危机的隐患,但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并逐步转型。避开中国,你就无法从这种高增长中分一杯羹。

西方应该怎么与中国打交道?这个问题存在了几个世纪,而且不断演变,如今又摆在了我们面前。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似乎決意要改变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条件,而中国自身则在探索如何利用自己的新地位——按某些指标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政治人士面临的这一难题也困扰着投资者。这一问题在日前香港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被提了出来,而我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主办此次会议的里昂证券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香港券商,该券商如今为中国政府控股的中信证券旗下公司。

在持续数天的会议上,演讲者中既有希腊左翼煽动者、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也有美国右翼煽动者史蒂夫·班农,后者曾是特朗普背后的“斯文加利”(Svengali,19世纪英国作家乔治·杜·莫里耶的小说《特丽尔比》中的人物,使用催眠术控制了女主人公——译者注)。

在瓦鲁法基斯看来,中国已成为一个堪称典范的“世界公民”。在过去十年的两次危机关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年底,以及2015年末人民币突然贬值引起全球惊慌后——中国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帮助提振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世界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在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卻没多少建树。

班农的观点截然不同。在飞往香港前,他将中国比作1930年纳粹主义即将兴起的德国,并指责中国通过输出通缩对西方发动经济战。但班农最关切的,是谈到中美两国共同的历史(两国为二战中的盟友),以及要为达成某个协议做准备。

除了某种“浮士德契约”,还能与中国达成什么协议吗?像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发现这个国家让人几乎完全看不透。但与那些在华做生意的人士短暂地交流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对一些事情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第一,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带来的变化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众所周知,他将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中。而且,如果说他曾对推动这个国家成为正统自由民主国家有很大兴趣的话,那么他现在也丝毫没有这种意愿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原本的民主典范如今看起来不太有吸引力。作为一名强硬的实用主义者,习近平比我(或许还有很多人)以为的更像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是否预示着特朗普更有机会与他打交道则是另一回事。

其次,这对投资者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很少具备西方典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散的结构。在中国购买股票,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掌握着控制权的要么是政府部门,要么是可能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创始人。国有企业的股票在中国内地以外卖得很便宜(包括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在美国发行的存托凭证(ADR)),但在A股市场就没那么便宜了——这个市场是令人兴奋的地方,其投资者中仍以国内散户居多。

第三点是,在刺激之下,中国经济再次快速实现复苏。经济增速保持在6%以上,通胀水平依旧可控。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朝着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这正是外界长期以来所期待的。

这让投资者更是进退维谷了,因为那些令人心动的从国内消费趋势中赚了钱的企业,往往只发行了A股可供投资。例如,今年早些时候,贵州茅台超过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烈酒製造商。贵州茅台只在A股上市。要从这种高增长中分一杯羹,你必须接受中国的条件。

第四,有规划的发展仍然保持着高速,且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未来三年,中国计划新建3000万套社会保障住房——足够全英国的人居住。然而,虽然中国信贷扩张迅速且规模巨大,但人们对于中国终将发生雷曼兄弟式的危机的担忧已经减弱。

资金正从西方投资者手中流入亚洲。如今,香港券商发现,西方投资者居然在怪他们不够乐观,这与西方多年来担心中国信贷崩溃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反差。自去年年初以来,中国最新一轮信贷投放推动了全球经济复苏,同时基本上并未引发对清算风险的担忧。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有利)原因是,大家开始明白,在一个市场和经济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正常信贷扩张模式所发生的作用有所不同(尽管与以前的共产主义实验相比,利润动机被更多地加以利用)。

第二个(不利)原因是,在多次喊过狼来了之后,自满情绪已然滋生,许多人以为中国可以无限期地避免大规模的信贷崩盘。

……

(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 约翰·奥瑟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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