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傳》:把坐牢看作必修課,“愛獄如家”


與頭兩次坐牢相比,劉曉波對 1996 年 10 月被判教養三年的第
三次坐牢,早就有心理準備。這一點,從劉曉波後來撰寫的《自由
人面對鐵窗的微笑——為秦耕“中國第一罪——我在監獄的快樂生 活紀實”作序》一文中便可看出:

……在極端嚴酷的環境中,只有保持樂觀的平常心,某一時刻 的絕望才不會變成自殺的毒藥,特定的苦難才不會把人變成喋喋不 休的怨婦,才不會陷於“為什麼我如此倒楣?”的自我中心的深淵, 才不會沉溺於“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歎中而無力自拔,才不會 覺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筆還不完的債”,稍不如意就大發雷霆或 哀聲歎氣,並將自身的冤恨、憤怒、悲觀、厭世、沉淪、頹廢等情 緒轉嫁給外在環境和親人、朋友及其他人。而只有哀怨而沒有希 望,便無從在苦難中發現意義,無法將消極的苦難變成積極的生活 動力並從中汲取人性的滋養。不理解希望,也就不理解人的存在。 所謂生存的勇氣,唯有樂觀的希望才能給予。越是嚴酷就越要樂 觀,歷史上所有偉大的殉難者皆懷有不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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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傳》内容提要:

1989年的“六四事件”,對劉曉波來說無疑是一道改變其命運的分水嶺。之前,他是一匹桀驁不馴的文壇“黑馬”;之後,他變成了一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

少年時代的劉曉波,“冒險”而“叛逆”,11歲就成了“癮君子”,打仗、蹺課、離家出走;文革期間隨父母到內蒙古插隊下鄉四年,隨後又當了兩年知青,返城後又當了一年抹灰工……這些底層經歷“豐富”了他的閱歷,也形成了他的“偏激”世界觀。

從1977年考入吉林大學,到1988年獲得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這一時期的劉曉波“扮演”了眾多角色:校園詩人、中文系講師、文學評論者、文壇“黑馬”……

“六四事件”讓劉曉波由“黑馬”變成了“黑手”。他為何選擇回國?為何成了天安門“四君子”?為何選擇了絕食行動,又為何與戒嚴部隊談判?他到底是如何撤出廣場的,又是怎樣躲藏起來的?在逃亡海外的機會擺在眼前時,他為何選擇了拒絕和後悔?

因“反 革命宣傳煽動罪”被捕入獄,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獄中他曾寫過《悔罪書》,出獄後他又寫了《末日倖存者的獨 白》。從“悔罪”到“獨白”,他讓自己成為“六四事件”最有爭議的人物,直到今天人們還在追問,他的所作所為到底為了什麼?

1991年1月出獄後,從事寫作及參與中國民主運動。他抨擊時政、關注民間維權、呼籲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共進行民主改革,於1995年和1996年兩次被監禁和勞教。整個九十年代的一多半時間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

2008年,他發起與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一年後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

“因言獲罪”的劉曉波,於2010年10月8日也“因言獲獎”——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從而成為舉世關注的政治人物,從而也成為備受爭議的諾獎獲得者。

(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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