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住资本外逃“灰犀牛”


中国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已经历时半年多,出现了一系列连锁效果,并且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到481.9亿美元,同比下降45.8%。可以拿来对比的是,自2008年开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进入了“快车道”,对外投资规模在2016年创下1701亿美元的最高纪录。

过快的,对外投资已经造成了资本外流,进而给人民币汇率、中国国内金融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监管政策的收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为何管?外储下降过快是直接原因

2014年6月至2017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由3兆9932亿美元下降至2兆9982亿美元,跌破3兆(万亿)美元大关,缩水了25%。

国家外汇管理局曾对媒体表示,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主要有四个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外汇储备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资金运用。而其中,“人民银行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看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用掉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在世界经济历史上绝无仅有。

“1兆美元是什么概念?”余永定说,一个直观的比较是,IMF可动用的全部资源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三倍,但也才达到6600亿美元。欧元区为处理欧洲主权债危机所能动用的资金总共为7000亿欧元。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有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消耗的资金总额也就是3500亿美元。

尽管一些官员学者认为外汇储备快速缩水是“藏汇于民”的结果,余永定和研究团队提出,不排除“藏汇于民”的成分,但外储缩水在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套汇交易获利平仓和资本外逃的结果。

压力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达到顶点。当时,市场普遍预感,外汇储备将会跌破3万亿美元的整数关口,这被视为“重要心理防线”。

监管口径从此时开始收紧,打击虚假对外投资是其中的监管重点。

2016年12月初,新华社发布的《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称,已密切关注到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其中特别指明,“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风险隐患。”

跨境资本持续快速流出,很容易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了经济金融平稳运行风险。

近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提到,“既防‘黑天鹅事件’,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灰犀牛”成为近期被频繁提及的热词。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提出。在她所著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以重达两吨的灰犀牛来比喻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相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杨国中近日撰文称,此前外汇储备的下降及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主体的恐慌,容易造成“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加速流出-外汇储备下降-贬值预期进一步强化”的负向循环。

而这种资本外流导致的负向循环,正是当前威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一头“灰犀牛”。这也正是对外投资监管升级的重要背景。

●谁被管?海外并购明星被重点排查

如果说2016年末的风险预警只是常规动作,2017年6月则开始有针对性的重点排查。

6月22日早间,万达系多支债券突然出现大幅下跌,A股的万达电影也大幅跳水,上午收盘该股股价跌幅达9.87%,逼近跌停,随后万达电影临时停牌。

同一天,复星集团A、H股也同时暴跌。其中复星医药A股收跌8.02%,港股收跌5.92%。

很快,万达“股债双杀”的原因被挖掘出来。据《财新》消息,银监会大型银行部要求部分银行提供对海航集团、安邦集团、万达集团、复星集团、浙江罗森内里投资公司的境外投资借款情况及风险分析,并重点关注所涉及并购贷款、内保外贷等跨境业务风险情况。

此次据传被排查的海航、安邦、万达、复星等都是近年海外并购非常活跃的“明星企业”,而浙江罗森内里也因4月刚刚收购义大利AC米兰足球俱乐部而闻名。

这些海外并购的“明星”,在最近几年都进行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海外资产“买买买”。这种印象也在胡润研究院6月发布的一份《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告》中得到了验证。

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交易跨越式增长,中国企业已经宣布且有资料可查的海外投资并购投资交易达到438笔,较2015年增长了21%;而累计宣布的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大幅增长了148%。

其中,海航成为去年最活跃的买家,在排名前100的大交易中,海航占了4笔,其次是安邦、万达和洛阳钼业,分别有3笔。

梳理这些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可以发现,投资领域多集中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等领域。

早在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表示:“(海外投资)有一部分实际上跟我们国家对外投资产业政策要求是不符合的,比如说投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之类的东西,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

这其中,购买国外足球俱乐部引发的争议最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足球俱乐部的购买溢价高,但亏损严重,二者矛盾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至今,至少12家海外足球俱乐部的股权被中国资本收购,总投资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房地产、酒店、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海外投资,不能简单化地判断这些投资不合理,毕竟投资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不能绝对反对。但从历史经验看,这些企业也许能从国外挣到钱,但基本不会回流国内。即使能回流,这种行业利润回报也不是很高,甚至反过来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金融稳定。

●专家:非法转移资产现象 相当严重

“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有一些不合理溢价,本来值10个亿,结果花了20个亿去购买,会让人怀疑这种收购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屠新泉认为,资本转移不是太好鉴定,也不容易监管,但这种现象已经比较严重。

余永定表示:“从企业外部很难判断是正常资本外流还是资本外逃,但干这些事的人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资本外逃的另一个途径是一些企业往往利用“内保外贷”绕过海外投资的相关监管政策。

所谓“内保外贷”,通常是以境外平台公司为借款主体,以境内资产作为抵押,向境内银行申请内保外贷,继而在债务违约的情况下,透过境内担保行对外履约,从而将境内反担保资产转移至境外。

对于一些在国际市场上信用评级低或者没有企业信用评级的企业来说,内保外贷是一种简便快捷、低成本的融资工具,而且也可以绕过国内监管部门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政策。

余永定在近期与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余明合写的一篇《内保外贷中的资产转移隐忧》文章中,对这一监管遗漏表示担忧:在目前形势下,部分企业仍可能会利用内保外贷的通道转移境内资产。

“必须建立相应的一些政策,使得外逃资金受到阻碍。”余永定以国企海外投资为例称,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钱是不是花在盖工厂上,什么时候能够盈利,国家应该掌握企业的海外资产状况。

……

(中国新闻周刊,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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