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如何成为美国科技公司的噩梦?


为了在中国市场经营业务,美国科技公司选择了屈从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和技术转让要求。但这种做法存在风险,不仅可能损害其公众形象,而且最终能换得在中国撑多久也是个问题。

麦健陆在2005年出版的在华经商指南《10亿消费者》中奉劝:永远不要胆怯和屈从,因为胆怯和屈从只会损害或摧毁在中国的生意。

美国公司的CEO们最好听听这番话。

当中国政府部门要求苹果公司下架未经授权的“翻墙”应用时,苹果同意了。首席执行长库克辩解道,苹果只是在遵守中国的法律。但这件事说明,特朗普政府要想搜集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证据有多艰难。

美企CEO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为保住在中国的短期利润,美企CEO把精力放在了如何遵守中国监管制度上,而中国的制度不仅强硬,还越来越有排外之嫌。如果不出所料,白宫若对中国疯狂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穷追猛打,美国的公司将会遭殃。

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中国强迫外国公司放弃技术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

确实可以说是所有人,除了美国公司本身——它们是中国政府发起的打劫行动的直接目标。

美国高科技公司的CEO们格外沉默,即便其业务非常容易受到冲击:中国并不掩饰对于国外公司技术的渴望,中国希望,在向超级制造业大国这一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可以取代国外公司。

然而,美国高科技公司不仅避免批评中国,一些公司还积极配合。

这种行为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被劫持的人质开始归顺绑架者。在“中国制造2025”等项目上,美国科技巨头已经与中国国有实体合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中国制造2025”旨在使中国在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赢得主导地位。

在中国制造先进计算机芯片的雄心背后,高通公司、英特尔公司和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等美国公司已经参与其中。

长期以来,美国科技公司高管一直不愿承认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损失规模。

2011年,时任微软首席执行长鲍尔默曾给过一个非正式数字。鲍尔默预计微软当年中国市场收入约为美国市场的5%,尽管当时两国个人电脑销量相差无几。

为什么美国公司不反抗?因为中国是全球增速遥遥领先的消费市场,美企CEO认为无论如何都要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他们预计提出抗议会遭到报复。

不过还有一种心理在作祟,它折射的是全球经济力量的新格局。

科技突飞猛进的中国正感到无比自信,这从中国对国际投资者的态度中可见一斑。像库克这样的人在华府备受尊敬乃至尊崇。但中国政府对库克与对其他CEO无异,在中国政府看来,他们都是祈求者,都希望获得政府支持,以保住在中国市场经营的希望。

上周库克在与分析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谈到在中国的经营困境,他说,苹果认为,即使与经营所在地的政府意见不一,也需要打交道。

在任何美中贸易冲突中,美国CEO们都同时面对两大民族主义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些公司将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还是未知数。

麦健陆表示,事实上,与特朗普相比,可以说习近平对很多美国公司的CEO来说更重要。麦健陆还是业务咨询公司安可顾问的大中华区董事长,之前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社长,之后还管理过道琼斯公司在中国的业务。

近些年基本上找不到美国公司在中国反抗的先例。虽然谷歌曾因拒绝接受对其搜索内容的审查而在2010年退出中国,但那些将谷歌视为勇敢榜样的人,忽视了其中的微妙差别。谷歌实际是在中国黑客侵入其系统寻找源代码后才将搜索引擎撤出中国的。换句话说,谷歌当时在面临道德困境的同时也面临生存威胁。

如今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想要回归中国市场,甚至不惜在中国举办大型公开活动,试图拉近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提升公众形象并吸引中国的工程技术人才。

无论是谷歌还是对中国市场寤寐求之的Facebook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接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苛的中国审查条款。正如前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鲁炜曾经说的:谁到我家做客,我是有选择的。

这些公司能在中国撑多久也是个问题:高科技企业越来越意识到,最终他们的所有产品都会面临生存威胁,一旦他们达到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而中国公司又强大到足以和他们抗衡,他们的技术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国有化,或是乾脆被撇在一边。

按照这一逻辑,苹果正走上一条危险之路。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等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品牌正在缩短与苹果的差距。

苹果下架“翻墙”应用程序的决定遭到一个关键消费群体的强烈谴责。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Molly Roberts的调查显示,在20-30岁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中,最多有20%的人依赖这些程序,其中许多人是从iPhone商店中购买。

……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Andrew Brow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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