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四个孩子的故事背后(下)


吴道平

 

到了大学恢复招生,所谓“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四个人命运就更显得各有特色了。

芳当时已经在大学执教。乘开放之风,她游学印、欧、美诸国,学业超群,很快成了国内本行业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先后执教三所重点高校,桃李满天下。荣则成为一名消防专家。两人成婚,是令人艳羡的夫妻。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在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下,他们已经无法做得更好了。

我则一路入大学、进研究院、执教顶尖高校后又留学美国,在美国求学、安家、立业。

然而,虽然芳、荣、我三个同龄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都很顺利。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很明显,而这种差别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上有重要意义。

这个差别就是,我对所处的环境有高度选择性。不仅没有能力改变环境,而且也不能根据环境的不同来调整自己,以求得一种最佳的生存对策。在让人自由发展的环境中,我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面对一种高度强制性、压迫性的环境,就不仅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连生存都成问题。环境的自由度和个人的命运形成密不可分的正比例关系。

这固然和我先天气质有关。但家庭教育的作用恐怕更加重要。我们家直到“文革”之前,“奴隶”一直做得很稳固。小康生活造成一种“顺从能换取生存”的幻想,从来没有想过即使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也会连“奴隶”也做不成。不懂得、甚至懂得却不敢承认那种交换只适用于明智的专制的统治。疯狂暴君就不承认那种交换,不仅要剥夺我们的财产和精神,连肉体和生命也随时可以一起拿走。

芳和荣对环境的选择性就比我低。他们的家庭背景让他们从小就懂得现实世界的严酷。因此在独自面对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更为冷峻,绝少幻想。一条康庄大道,他们固然走得潇洒;是荆棘丛生的荒野,他们也能筚路蓝缕走下去,因为他们从未有过、也从未幻想过有一条康庄大道在等着自己。环境的自由度和个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当然也是正比例关系,但比例系数却比较小。

最苦的还是健。他在回城以后一直从事收入低微、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既无能力考进大学,也无能力自己创业做一番事业。就这样一直沉沦在底层。对他来说,环境没有重要意义。任何环境,无论是严酷还是宽松,自由还是专制,他都只能消极地接受。除非他有个权势家庭作为支撑,否则潦倒终身在任何社会都是无法避免的。

四个孩子的故事说完了。

60年前,1957年的夏季这个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的小故事,就预示了我们四个孩子一生的命运。这四个孩子的命运,是我们这一代平民百姓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这个缩影中的一个角色,我,年近古稀,回想起一生遭遇,想说出从中得出的一个教训:对千千万万我这样的普通人,“自由”与否可能是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安分守己固然可以换来一个“做稳了的奴隶”的身分,但也要专制者没有得精神病。相信那几位以“奴隶的精神总管”自居的人鼓吹的“吃饭哲学”,放弃对自由、民主、正义、法治的追求,饭,也并不能保证就一定吃得成。

(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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