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刘晓波


未名

也许有许多人还记得,在八六年九月召开的大陆“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一片颂扬之声中,突然冒出一匹“黑马”(DARK HORSE),打断了那些为文革以来的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所唱的赞美之歌,以一篇:“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语惊四座,成为“十五分钟”名震文坛的文学评论家。

这篇“危机”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新时期文学作了认真探讨。认为新时期文学以“寻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意识,是一种观念上的倒退趋势。同时,大多数作家作品受理性束缚太甚,呈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弱,缺乏自生命本体冲动的艺术创造力,尽管模仿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技巧,但由于不是出自切身体验,显得不伦不类。

他认为,从所谓新时期开山之作刘心武“班主任”开始,文学已经蕴含了一种走向传统的“寻根”意识,它们对“文革”的否定,是以回到“文革”前的传统为特征参照系,回到五十年代去寻找净界,而且频向后看。它的追寻轨迹是五十年代——民主革命——明清怪志——古朴遗风——莊禅境界——盘古炎帝。尽管文学界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希望之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

他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最早的寻根者,但他是在寻找支撑着中国对封建社会这棵参天大树千年不倒之根,他时刻琢磨着用利斧砍断它,而我们寻根文学,是对古典文化的顶礼、回归和认同。有人认为,现在是重建被“五四”新文化所否定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这种思潮与当前哲学文化领域里出现的“振兴新儒学”的倾向是一致的。这种倾向的存在,难道还不足以显示新时期文学潜含的巨大危机吗?!

正是这样一篇充满理性和激情的发言,打破了文学评论界赞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了找寻大陆文学走向新兴开拓的道路。

正如这匹文坛黑马刘晓波所说的:“如果不意识到并改变新时期文学走向传统文化的趋势,就不可能创造出全新的、真正现代意识上的文学。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运动那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生命永远摆脱不了理性化和教条化的束缚,文学就没有真正发展的一天。”

此文发表后,在大陆文学界引起了一股旋风式的波动,赞扬与反对的论争此起彼伏,大陆学生中出现一种“刘晓波热潮”,一些学生对刘崇拜若狂,甚至模仿其不拘小节的生活方式。

紧接着,刘在大型文学杂志《中国》八六年第十期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一文,对李泽厚美学理论提出挑战。

刘文说:“我与李泽厚的分歧可归纳如下:在哲学上、美学上,他(指李)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他的目光由“积淀”转向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一分为二,精华糟粕分得清晰;我全面否定,看不到精华,只见糟粕;他认为“民主”和“孔颜人格”是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我认为恰恰是最无价值的东西之一;他的理论大有复活孔子之势,至少认为当代国人还部分地需要孔子;我认为必须彻底埋葬孔孟之道,儒家传统的同化能力决定了部分地需要孔子,也就等于整体地复活孔子;他对传统的反思更多是自我肯定,我对传统的反思是自我否定。”

该文像一颗炸弹,投进古板、挑剔的美学界,引起又一场波动。

一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居然与大陆首屈一指的美学权威平起平坐,以平等的地位谈论彼此的分歧,仅此一点,就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感和反击——这就是刘晓波的性格。

刘晓波,1955年生于东北长春市,极深的文学造诣来源于在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父亲,刘老先生现任职于大陆军校担任正师级教授,对儿子的出息由衷地高兴。刘晓波在芸芸众生、多为气宇昂然的文学新人中,其貌不扬,兼有衣襟不洁、蓬头散发之习,却以其才气赢得陶力——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千金,现任北京语言学院中文系讲师的爱慕。以陶力之美貌和才气,时有朋友盘问晓波:“你有何魔力得此娇妻?”

刘常常不讳道:“同修同学,相知相爱。”

更有趣的是,在当今文坛活跃的青年人中,与刘晓波同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就有三位:因发表自由化文章被撤职的原《深圳青年报》副总编曹长青;八二年以“崛起的诗群——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而闻名的徐敬亚;以现代诗而活跃文坛的吕贵品。

晓波常讲:“我们那间斗室(指大学宿舍)是不安分的摇篮”。

八二年刘晓波吉大毕业后,考上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师大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八四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八六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学位尚未到手,就以一系列爆炸性的论点响彻文坛。三十而立,刘晓波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

然而,大陆几十年来的文化评论(甚至政治气候),从来没有给予过民主、自由、公正的环境。正当对新时期文学探索沿着平等轨道论争下去时,八七年初,中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刘晓波被文化部长王蒙点名批判,一系列长短文章开始了“戴高帽”的攻击,刘晓波一时成为“被控”人物,失去了发表文章的权力,甚至殃及为他提供发表《危机》一文的《深圳青年报》的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计划出版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一书也同时搁浅(直到1988年)才以内部发行方式出书)。

但刘晓波的“黑马冲击”却没有被人们忘记。去年当刘晓波以《审美与人的自由》博士论文进行答辩时,北师大的教室容纳了四百多位旁听者,这在该校的历史上是少有的。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答辩委员会主席王元化平价道:“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自成体系,并有创见”。

在社会上盛传刘晓波已被开除学籍的时候,大陆各大报纸对这次国家教委都派人参加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均保持沉默(一般大陆报纸对此种名人通过博士学位会大做文章)。

刘晓波则没有被吓怕,依然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一纠缠了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问题,进行着艰苦的思索。

九月初,笔者因开学要回美国,到北师大四合院晓波的斗室告别,晓波奕笑着向我道别,原来他也马上要去挪威讲学。偌大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竟然容不下一、二个持不同观点(还不到持不同政见者)的学子。

几杯啤酒下肚,晓波依然如故地谈起他最近的思索,一种对改革、开放的本质理解,对五四文化的新的批评,对自由、人性的更高的体会,我感觉晓波又进步了,已经成为一个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学者。

饭后,晓波“扔”过来一卷思考“笔记”,不无伤感地说:“这些准备去烧火,因为没有人敢看这种东西。”我草看几页,就已见到一种更新的思想火花,“我留着吧,有人看总比丢掉好,也许有一天成为传世之作。” 晓波苦笑地摇摇头。

我们分手了,我回到了美国,他到了西欧,都到了自由的土地。每当翻看这篇笔记,总感到有责任让它公诸于世。终于有一天,我以黑马为笔名把它寄了出去,了却了一桩心愿,一时只觉得荡气回肠,抚掌称快。对不起,刘兄。任何一种好的文字不属于你个人,而属于热爱自己的人类,我等着有人与我打官司,你安心在挪威神侃吧。

(原载香港《八十年代》月刊1988年9月号)

激賞明鏡
激賞明鏡 2
激賞操作及常見問題排除
訂閱明鏡家族電視台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