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千万人没生活?现实比虚构更魔幻


《黑铁时代》中的魔幻场景设定在当今的北京实现了。对于尚怀一丝自由意志、生活诉求的“王二”们来说,努力保持一点有限的生活本身就意味着抵抗。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那篇《北京,有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刷爆了朋友圈。

喜欢王小波的读者很多,但是喜欢他的小说《黑铁时代》系列的好像并不算多。1998年在他身后一年出版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部作品太魔幻。最近几年,人们似乎又淡忘了他的作品,尤其是《黑铁时代》的"2010",听上去就觉得落伍,北京人今天已经有了郝景芳的《折叠北京》,比真实更容易让人接受。不曾想,王小波1990年代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出的"2010"的一幕幕场景和设定,都在今天--2017的北京,实现了。

当然,偏差还是有的。王小波幻想2010年的北戴河,一个旅游胜地,也是砸碱的古拉格,变成了一个科技新城,和今天的白洋淀科技新城--雄安差了几百公里。他还预言中国陷入了新的闭关锁国,自己每年科技创新严肃认真地向外申请专利时却被国际科技界当作恶搞。如果对照一下中国近年来高调宣布互联网主权、最近加紧封堵VPN、实施局域网计划,倒是可以发现王小波对中国的1984图景有着相当惊人的想象。其中,更具黑色幽默的,还有"领导生活由组织安排"的桥段。

有趣的是,在雄安新区成立的2017年,这几天,中国的社交媒体传播着一篇《北京,有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的文章,点击超过六百万,北京人民无生活刹那间占据了中国互联网话题的中心,王小波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咧开大嘴的笑。那倒应该不是先知的笑,而是笑现实往往比虚构还要魔幻。在过去的五年,北京的社会生活经历了一场悄悄的革命,不是50年前的那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而是由无数连续的小规模运动所改变的,结果都差不多:人民的生活消失了。

这当然不无夸大,北京人也多半不同意吧。就像王小波的讽刺,那些未来的"领导"阶级都是数盲,只能由"组织"来安排他们的周末性生活。在中文的特定语境里,生活,或者周末生活,就是性生活的同义词。王小波笔下的2010,原本是想描述未来极权主义的景象:私人生活几乎消失殆尽,而特权阶级最先丧失他们的私人生活和乐趣,对普通人来说,或者对那些保有一丝自由意志的"王二"们来说,努力保持一点有限的生活本身就意味着抵抗。

在今天的北京,实际情形似乎已经如此。王岐山主持的反腐运动扫荡了几乎所有高端声色犬马场所,最先失去"生活"的就是那些特权阶级的党政官僚。更糟心的,不仅他是否续任、打破七上八下的党内"规矩"继续牵动着北京官员的心,而且他最近又放言坚持巡视制度、强调政治巡视,几乎就断了这些官员对未来还可能保有一些松动生活的念想。其实,腐败,只是这些官员的生活一面。对他们来说,普通私人生活也随着政治地位上升而不可得。今天的中国媒体终于证实,几年前北京政圈十分看好的、有着"王储"一般政治地位的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接受中纪委调查。他,或者所有十天前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官员,或者现在中国政坛的所有人,大概都还记着五年前薄熙来在京参加两会时被打倒,在离家赴京路上做好了随时可能被双规、回不来的心理准备吧。对他们来说,北京确实没有生活。

对普通人来说,过去五年经历的,远非这篇《北京,有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网文所描述的,不是北京一城内之间相隔几十公里长途聚会之困难,不是所有人为住房、为学区、为工作的无止境奔波,那些可能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一个大都会永远的节奏,真正剥夺普通人生活的,其实是所有人生活空间的一点点坍塌。而且,可能直到今天他们可能才恍然大悟,每一次生活空间的坍塌,其实都是一次微型却激进的治理运动的结果。过去五年北京的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正是由这一系列冠之为治理实则为微型法西斯主义运动所构成。

例如,今年北京市民正在经历一场规模浩大的"拆墙打洞"的城市改造运动,而背后是更为持久的所谓"清除低端人口"的计划,在所有市区和街道都被分解为具体的人口驱逐指标。北京地方政府的主要措施就是拆除沿街商铺、集市和大型批发市场,胡同和临街住宅楼的底商也是重点清理对象。在大兴区的一些村庄甚至演变成针对外地人的人头税。北京的这些街道官员大概不知道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发生过因为殖民政府征收华人人头税而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历史。而在去年冬天,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就已经发生业主的集体抗议,他们抗议当局的强制拆迁计划。

一方面是城市商业生活空间的消失和萎缩,另一方面,从2013年以来,从北京到全国,更为直接的生活坍塌发生在互联网上。2013年开始的净网运动,从微博许多帐号被封再到微信监控的加强,社交媒体一片寒蝉,人们逐渐变得谨言慎行;再从快播被封,许多网盘内容被审查,A站、B站影视节目下架,再到最近一个月许多VPN被强制关闭,甚至不断有目击者报告在北京若干地铁站被警方搜查手机内容,北京市民高度依赖互联网的娱乐生活和社交生活也随即陷入低潮。此前,北京市民的电视开机比率就已经是全国各大中城市最低的,仅仅20%左右,而宣传审查对娱乐节目的控制和收紧在过去五年也明显加强。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收紧直接影响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形态。如果说街道两侧到处可见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牌仅仅改变了市容景观,那么最近半年,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里的各种日常"学习"中开始的念诵习近平语录活动,应该说是让人回想起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社会生活场景。工作场所的集体效忠根本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心理状态,下班后的生活再也无法恢复正常了,连进影院看场电影也不得不经受几分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短片的轰炸。也许,当他们走出影院,并不需要看到北京市区到处张贴的"奋战一百天、迎接十九大"的标语横幅,就会真正明白,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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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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